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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蒲松龄学习著作权意识

研究表明,有清一代,山东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,以谈狐说鬼为时尚。当大家知道蒲松龄正在写《聊斋志异》时,都很热心地把自己的见闻提供出来。为记朋友赞助之功,蒲松龄常常在篇末记下故事的具体来源,比如《侯静山》是高念东所述,《咬鬼》是李生所讲,《胡四相公》是莱芜张虚一所说,《义鼠》是杨天一所言。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这种写法,可谓别开生面、独树一帜。从中,颇可窥见蒲松龄的人品文品,以及做人的格局气象。今天,我们希望增强全社会著作权意识,形成尊重智力创作的良好氛围。蒲松龄的做法,有着一定的启迪和警示意义。

众所周知,蒲松龄在写作《聊斋志异》时,博采民间传说、口述异闻。这些,成为故事材料的重要来源。也就是说,聊斋故事一部分来自民间传说,一部分来自朋友间的日常闲谈。有细心的学者考证过,《聊斋志异》中取材前人野史佚闻的故事,约有百篇之多。值得注意的是,被誉为“世界短篇小说之王”的蒲松龄,在整理、加工他人的记载或口述作品过程中,并没有掠人之美或者抹杀别人的劳动成果,而是在手稿末尾认认真真、恭恭敬敬地写上故事提供者的名字。这一细节,令人肃然起敬。在搜罗故事素材的基础上,蒲松龄进行了艰苦的打磨润色,终使《聊斋志异》成为不朽的名著。这不仅凸显了蒲松龄运用民间文学素材的能力,而且彰显出他对原创的珍惜和尊重,折射出中国古代小说家深厚的文学造诣、高尚的人生境界。

几百年前,蒲松龄生活的时代,还没有著作权法,也尚无保护知识产权一说。蒲松龄通过设茶摊来听故事,获取创作素材和灵感。写作过程中,对于这些故事完全可以略去讲述者,大大方方地写上自己的名字。但是,他没有这样做,而是以一个记述者、整理者的姿态出现。由此不难看出,蒲松龄已经具备了原始的著作权意识。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我们知道,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,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、50年代初相继在辽宁西丰县被发现,现存辽宁省图书馆。当年,蒲松龄完成《聊斋志异》后,手稿俱藏于家。由于无力梓行,直到他辞世五十年后,才由后人出资刻印。现在所能看到的《聊斋志异》各种版本,虽然鲜少注明故事来源,但这并非蒲松龄的本意,也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。

除了上述《聊斋志异》手稿,我们还能从其他手稿中体会蒲松龄对待文稿署名的严谨态度。《柳泉居士词稿手迹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《聊斋志异》手稿之后,第二次发现的蒲松龄手稿。据阅读者发现,蒲松龄在词稿中提到了很多友人,而这些友人都是对《聊斋志异》的素材积累有一定帮助的,并见于《聊斋志异》附录。把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和词稿手迹进行对照阅读,可以进一步印证蒲松龄强烈的著作权意识。

与之相反,有些人信奉“天下文章一大抄”,把别人辛辛苦苦的创作成果署上自己的名字,或者东拼西凑、改头换面后据为己有。此类学术不端行为,今天仍时有发生,可谓斯文扫地,为人所不齿!保护知识产权,应从点滴做起,做到严于律己、尊重他人。增强著作权意识,我们需要多向蒲松龄学习。这方面,有些报刊就比较规矩,在文末会有“某某对本文有贡献”之类的鸣谢。学术论文,也应严格规范参考文献和注释等。各大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,要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、治学理念,切实加强学术道德建设。

在网络技术发达、信息获取便捷,文墨官司屡见不鲜的当下,我们应如何尊重原创,怎样合理使用前人的成果?蒲松龄的手稿署名,无疑具有独到的借鉴意义,不啻当代文人的一面正衣冠、端品行的镜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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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所需,并不是要做些事,而是要有所为,或是说,需有所是。——梭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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